中国的汉奸标准，也是随著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我.地*书·城+ *蕞*辛!蟑′劫+埂`辛-快~当年清军入关南下，著名抗清英雄史可法曾向清摄政王多尔衮致书议和，提出与大清帝国划疆而治，重演南北朝的故事。这要是放在抗日战争时期，岂不也是一个汪精卫？当然，多尔衮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女真完颜氏建立的金国，他要的是整个中国，而非已然到手的华北。于是绝不允和，发扬“继续革命”的精神，宜将剩勇追穷寇，命豫亲王多铎挥师南下，攻克扬州，屠城十日。史可法作为英雄殉国，谁也不再提他有过的“卖国”行为。

日本是一个以模仿力而非创造力享有世界声誉的国家。它发动侵华战争，就是想模仿当年的大清帝国征服中国。日本跟中国的历史渊源、文化渊源，举世皆知。它有一种浓厚的“大中华思想”，尊重和崇信中国的文化典章制度，认为今日的中国民族(主要是汉民族)不足以与如此华美、悠久的中国文明相匹配，惟有大和民族才有资格和能力承继中华文化之大统。日军每攻克一座中国城池，其将领必赋汉诗，悲古今，大有一统江山之壮志，而无一丝战争罪犯之羞惭。日本的最终失败，当然由诸多原因造成，其战线铺得太开，过早地暴露称霸全球的野心，尤其发动太平洋战争导致美国的参战，是其致命因素。\b!i·q￠i¨z*w¨w?.*c^o!m¨它如果集中全力来打中国，然后再花相当时日巩固对中国的统治，或可成为大清帝国第二。因此单从日方侵华战略的技术层面来说，它允许汪精卫的议和，腾出手来发动太平洋攻势，是一绝大错误。更早一些，追溯到中日甲午海战，那是它实现征服中国的最佳时机，中华(大清)帝国的不堪一击，如大厦之将倾，但它居然接受了清廷的求和，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以得一台湾，暂抑其吞并中国的欲火。结果中国赢得了喘息之机。推翻清朝后，军阀混战，日本及西方列强固然趁机捞取了许多利益，中国军队也在自相伐斗中进行了“现代化”的冶炼，才有抗日战争时“三敌一”的战斗力，而不是这之前的“十敌一”，甚至“十不敌一”。日本的本来目的是做第二个大清帝国，不料却做了第二个金国小朝廷。

周作人与郁达夫

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著名作家周作人当过汉奸，因为他曾出任华北伪教育总署督办一职。但是还有另外一位著名作家郁达夫，曾任驻苏门答腊日军宪兵队翻译官，却没人把他当做汉奸，反而有不少文章回忆他为日军服务时的“英勇事迹”。周作人出任的是伪职，郁达夫当的是日军军官；周作人是被迫的，郁达夫虽说不是完全自愿的，但日本人要他当他也就当了；周作人当的是文官，郁达夫任的是军职。_秒!章-踕*暁′说?徃? /勉_沸.岳*黩,不管从哪方面来说，郁达夫的“汉奸罪”都应该超过周作人。从大量反映抗日战争的电影、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日军翻译官是怎样一副二鬼子的嘴脸，往往就是那种“比日本人还坏的中国人”形象。无论是不是事实，至少表明在一般民众的心里，这是一个什么样职位。为什么人们不仅原谅了郁达夫，还把他当成一个类似英雄的人物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没在中国，而是在印尼当的这个翻译官。如果他犯了罪，充当了侵略者的帮凶，为虎作伥，助纣为虐，那也是在外国，与咱们中国没关系。虽然驻苏门答腊日本宪兵队，对付和迫害过大量的华侨，镇压过华人抵抗组织。

郁达夫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被宪兵队秘密绑架杀了。因为他们早已知道他的作家身份，怕将来以笔墨暴露日本人的罪行。

我丝毫没有要把郁达夫打成汉奸的意思。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汉奸”并不是以正义尺度来作为划分标准的。当人们指斥这个为汉奸、那个为民族的败类和叛徒时，往往凭藉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乃至一种伪正义的道德优越感，而不是一种历史的公正的态度。

周作人出任伪职，固然不光彩，但绝不是一种罪行。他在侵略军的威逼之下就范(包括枪击未死)，任期除了履行其职，没干过对不起民族的坏事。据曾在北平从事秘密抗日活动的人回忆，周作人的这个职务还是中共地下组织替他争来的。原伪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死后，该职出缺，一个叫缪斌的汉奸想争这个位置。缪斌当过新民会中央指导部部长，是积极的反共分子，于是地下党便搜集他平时的反日言论，写成材料送到日本人那里，免了他的官。地下党认为，教育总署督办的职务由周作人出任，比缪斌来当要好得多，于是想尽办法抵制了缪斌。地下党是成功了，但是却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