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记者，达赖喇嘛的回答更是坦率﹕

“我对在1940　年﹙应是1947　年──引者注﹚当印度脱离英国而独立的时候，西藏政府没有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而派遣一个最大﹑最重要的使节团，并且由年过七十的摄政亲自率团前往祝贺这件事感到特别的遗憾。如果这件事实现了，我也会随团前往。当时我还是太年轻了，不过至少我可以到那里观光，譬如说到动物园逛逛啦﹗我们当时是应该要这么做的。”

机会是从这个世纪过去的头十来年开始的，然而到这个世纪只剩下最后十来年的时候，达赖喇嘛和他的助手们仍未能完全跳出“庙”的规划形式。长期以来吃喝管拿的那个“村”乱套了，不行了，关系冷淡了，怎么办﹖不是去争取自立，与尽可能多的各村建立“以精神变物质”的关系，而是只找旁边另一个信仰佛教的“村”──印度。如果当时这么做了，西藏就不会是中国的一部分了。但它就会变成印度的一部分，成为印度的一个或数个“自由邦”，就象1974　年被吞并的锡金王国一样。一个不能在政治经济上独立﹑只依靠某一个村子生存的“庙”，是很不可能掌握自身命运的自主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