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桥、卸磨杀驴的不良印象。

自觉裁军后的曾国藩，依然受命带兵围剿捻军，直到四年后调任直隶总督。直隶总督为疆臣之首，位极人臣，如此安排曾国藩，恭亲王一方面明显是为了酬功，另一方面也为了他能在中央身边工作，利用他在第一线所积累的多年经验，为自己正在积极推行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出谋划策，保驾护航。

但也该他倒霉，一场“天津教案”，开创了晚清教案的典型，夹杂在愚昧的百姓、蛮横的洋人和颟顸的官员之间，曾国藩处境艰难，“诟【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竞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湖南会馆甚至将他的官爵匾额“悉数击毁”，并开除其“名籍”（不再承认他是湖南人），一代“中兴名将”、“旷代功臣”，“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甚至“谤讥纷纷，举国欲杀”。幸亏此时江南出了个“刺马案”（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电影《投名状》之原型），两江总督马新贻被旧友所杀，遍布两江的湘军旧部出现不稳定的迹象。恭亲王赶紧让曾国藩回任，顺带就把李鸿章推上了直隶总督的宝座。

以恭亲王为核心的大清国年轻领导集体，能将曾国藩这样的权臣驾驭控制住，其政治智慧和手腕不容小觑。但对于恭亲王，曾国藩也在私下场合与其心腹幕僚赵烈文有过有趣的辩论。赵当时在上海看到了恭亲王的照片，他说：“（恭亲王）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百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