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铁路，令他的行政能力、个人威望等大为受损，他必须以一种戏剧化的夸张的手法，乃至不惜矫枉过正，避免给政敌留下任何的把柄。

此时，改革开放虽然已经成为大清国的中心工作，但却并非主流的话语体系，脚穿新鞋子，口喊旧号子，依然是恭亲王、李鸿章等改革者们的无奈选择。包括铁路在内的新玩意，都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绝不可高声嚷嚷，否则便会成为政治上的把柄，成为大清国最可自豪的先进的社会制度的敌人。沈葆祯没有李鸿章那种敢于“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资本和个性，他能做的，也就是在红灯面前假装“宁左勿右”，先把自己晾干了再说。拆铁路，是他的政治求生本能；拆了后又运到台湾，则是他骨子里改革派的基因推动。另一个往往被史家们忽略的细节是，沈葆祯在拆毁吴淞铁路的同时，还给其中一台名为“总督号”的火车头做了整容手术，将车身上的“总督号”三个汉字锉去，这实在是再清晰不过的一种防护手段。

吊诡的是，李鸿章似乎对沈葆祯这种无奈之举嗤之以鼻，他在写给郭嵩焘的一封信里说：“幼丹（沈葆祯）识见不广，又甚偏愎。吴淞铁路拆送台湾，已成废物。不受谏阻，徒邀取时俗称誉。”老李的这一评价，实在有点刻薄。沈葆祯无非就是忧谗畏讥的被动防守而已，哪里谈得上是沽名钓誉的主动出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