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平等喊得最多最响的中国政府来说，可以认可两个朝鲜同为联合国成员，并同时与两个朝鲜保持正式的外交关系。?兰_兰+闻^学_ ?已?发￠布+最`欣¨蟑!踕+然而，为了防止台湾的独立，中国在安理会以否决维和案为手段，威胁让危地马拉内战不止，以示惩戒。

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只不过是一个口号。当一个国家孱弱时，高喊的一定是平等。一旦强大起来，平等就再也听不见了。争取平等其实是在争取超出国家实力基础的国际权利。

布热金斯基坦率地承认这种不平等，却没有给人以霸道的感觉，除非读者本身就很霸道。因为他认识到，美国的根本利益在于建立一个“更机制化和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合作”体系，美国的政策应以这一根本利益为出发点。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整整一个世纪里，偌大个中国内患外辱从未间断。直到二十年前邓小平执政使中国真正走上了一条富民强国之路为止，历代仁人志士先后提出过无数治国方略，其中只有少数被当政者采纳，更多的则湮没在历史长河里。^精+武￠小′税-旺^ ?已-发+布-醉?鑫!漳\劫,被采纳的少数中的多数并没有产生好的效果，原因固然有许多，究其要者不外乎：其一，国力衰弱。中国的四大发明深刻影响了人类文明，而对其发明者自身的作用又是什么呢？中国人用指南针确定坟地和宅基之时，盎格鲁萨克逊人、法兰西人、日尔曼人、日本人等蛮夷，在指南针的指引下，万里迢迢飘洋过海来到中国，用中国人粉饰太平的火药，轰开了天朝的高墙坚垣。更不可思意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孔孟圣道怎么也抵挡不住由中国人自己发明的造纸术和印刷术载来的爱琴海“文明”。全中国上自圣徒下至小民，惶惶然无所措于手足。

其二，统治者总是把家族或集团利益甚至个人利益放在民族或国家利益之上。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宣称天下为公器，但骨子里却以天下为私产。开国者创的是私业，守成者守的是私产，苟延者图的是延缓革命以谋中兴。以抗战为例，半壁江山沦丧，剿共反成了蒋介石的第一要务。显示中国人抗战信心和决心的百团大战，因过早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倒成了彭德怀的罪状。′s~o,u￠s,o.u_x*s\w*.?c?o.m!统治者的倒行逆施搞得民心背离。每当国难当头时汉奸蜂拥，就是明证。

其三，军事和外交手段落后。两军对垒勇者胜是中国人的信条，然而英勇无比的僧格林沁蒙古骑兵却全军覆没。震惊侵华联军之余，就只有依靠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烧教堂砸使馆的能耐了。而这竟始于禁止一切与“英夷”的通商。清室惹不起拥有坚船利炮的“洋鬼子”，就创造出以夷制夷之法，而制夷的奖赏却是中国的领土和中国百姓的白银。

要中择要是利益冲突。无论是以一人治天下还是以天下奉一人，统治者的利益与民族的利益总会发生冲突。这种冲突越逢国难就越带有根本性。

清皇朝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利益有许多根本性冲突。清室统治者深知，“保中华”要以“不保大清”为代价，于是乎异常理智地选择了割地赔款，以图苟延。朝廷再小也比一无所有强无穷倍。北洋军阀、蒋氏家族甚至国民党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利益也不一致。袁世凯为了当皇帝，置民族利益于不顾，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蒋介石要先安内而后攘外，乃是置党于国之上的典型。五十年代与苏联结盟，六十年代与苏联交恶，七十年代联美反苏，考虑的全都不是民族国家之根本利益。

以国家利益为政策的出发点是现实世界的必然要求，反其道而行之者无不遭到历史的惩罚。对中国的惩罚就是持续的衰败。最近二十年来，邓小平以两个有利为标准制定的国家政策，才使中国走上了复兴之路。

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重现中华帝国昔日辉煌的欲望也随之抬头。于是，远比中国强大的美国的海外利益与这种欲望发生严重冲突。

任何一个现代意义的国家，都有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利益在其领土以外。对于一个真正的大国尤其如此。

朝鲜半岛的局势直接关系到中国东部边界的安宁，也关系到东北朝鲜族聚居区的稳定和繁荣。无论谁执掌中国政权都会设法影响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与蒙古的关系历来都是中国统治者的心病。病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