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朝中许多有名望、有资历的高官达臣们是这么看，其中包括宰相郑珣瑜、高郢。但这两位宰相此时已差不多接近于徒有虚位，一是因为贞元以来，宰相之权早被翰林学士削弱，二是因为新相韦执谊往往能直接从翰林院受诏，单独执行，根本不和他二位商量。

从三月开始，事态越来越明显，人们觉得朝廷每出一项政令，似乎都是由王叔文在翰林院决定可否，然后宣达中书，再由韦执谊承行的。朝中士庶也看到王伾、王叔文的宅第前经常是车马不断，而且也总是那几个人：韦执谊、凌准、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陆质……。尤其是王伾，本月初亦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他力主破格任用低级官吏，打破了不少论资排辈的成例，弄得不少大臣心中十分不快。

每一个新的情形出现，反对的总是已经或曾经拥有过的人，而赞成者永远是那些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的人，这就是保守和激进的分水岭。此时此刻也不例外，京城逐渐热闹起来，无数品级较低、苦无门路的朝官，当然也包括不少怀才不遇的士子，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喜悦：机会来了！